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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周游列国后只能发出道之不行的悲叹。

程子常以公论仁，认为公是仁心发出来的条件，公即无私心，在三仁即是不顾个人安危，以其莹彻的仁人之心尽己之德。[3]陈荣捷，2007年：《朱学论集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
其一体之中，即无丝毫欠剩，其一气之运，亦无顷刻停息，所谓仁也。朱熹乾道八年(1172)在《答石子重》第十二书中说：须将仁、义、礼、智作一处看，交相参照，方见疆界分明。他认为仁不仅是人的行动法则，同时也是世界开显自身的固有机制。如春夏秋冬，须看他四时界限，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时。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，苟但曰浑然全体，则恐其如无星之秤，无寸之尺，终不足以晓天下。

他由此推论，四端未发之时众理浑具，所以才可能遇事而感通，也就有了四端之情各各不同。在乾道九年(1173)末所作《仁说图》中，朱熹表达的也是这一意思。自然合理就要顺应事物的本性，就要尊重事物的个性。

近代一直在争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，其实儒家既是宗教，又不全是宗教。整体关联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。进入 楼宇烈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传统哲学 。可以说，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，孔子讲士志于道，庄子讲道通为一，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我们要求道、悟道、证道、传道，用道来贯通一切。

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，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，同样地，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。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，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，帮助它取得平衡，而不是去破坏平衡。

总之，中国古代不像现在有文史哲、政经法、农工医等复杂的分科，是在一个学派里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，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，彼离不开此，强调此中有彼，彼中有此，强调此会转变为彼，彼会转变为此，总之，彼此是一个整体。这些典籍蕴含有天地人生的一些根本道理。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。

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，把普适性放在第一位，要普遍适用才是科学的，但也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普遍适用，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不普遍适用了，比如说，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只适用于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情形。平衡就是适度，就是恰好，既不过，也没有不及。孟子说过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，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，那当然就不齐了。像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学者都不只是某一学科的专家，他们都是通才。

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，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，从而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，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。如果失去了平衡，就会产生偏差。

比如，中医就认为，一切疾病都来自于身体阴阳的失衡，也就是偏离了中道。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，这就是自然合理。

任何一个部分，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，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。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，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，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。大禹治水，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，就疏通河流，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，所以水就治好了。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。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，才能正确认识它。中西哲学的差别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差别，而是类型上的差别。

要把握数千年的中国文化，就要懂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，这样才不至于雾里看花、隔靴搔痒。汉代河上公注的《老子》很有意思，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，既可以用在治身上，也可以用到治国上。

动态平衡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，中就是事物的平衡。究竟是齐还是不齐，不能只看表面现象。

一味追求齐，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。汶川地震中，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，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。

在古人心目中，不论有多少事物，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，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，这就是道，唐宋以后也说理。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、固定不变的，而是变动的、相对而言的。传统上，一个人都是先通过这些经典打下全面的基础，不管最终着重研究什么，在某方面成就有多大，他要说明一个问题，往往会引经据典，也许有的在我们看来是牵强附会，但他认为都是从经典里得到启发而发展出来的。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发现，越符合事物的本然就越合理。

一个人的身体，由于内伤和外感，阴阳也就不断地处于不平衡的状态。自然合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个性化，这跟现代科学的普遍适用不一样，它注重的不是普遍适用，而是如何符合这个事物的特性，不是用一个统一量化的标准去规定。

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。这里的自然，是指自然而然，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。

自然合理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。因此中国也就有这样一个传统，就是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，用古人的话说，这叫述而不作。

这就像一个太极图，里面有阴也有阳，阳长阴消，阴长阳消，而阴阳又是互根的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离不开阳，阳离不开阴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，为什么要讲中呢？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。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，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、自然合理。荀子曾引用《尚书》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，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，就必须非齐。

近100年来，我们都在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，而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，自然科学开始引进人文方法来研究，也关心整体、系统、关联、动态、平衡，注重个体差异。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，是整体关联、动态平衡的，要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。

论病以及国，原诊以知政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，人体是体，集体不也是体吗？范仲淹以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，早已成为千古佳话。不顺其自然，人身会得病，社会会得病，大自然也会得病。

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些根源性的典籍，除佛教外，中国本土的儒道经典有三玄、四书、五经，三玄是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四书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五经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不仅是中国文化，从全世界来看都一样，源头上的文化不可能分得那么细。